13岁的体操运动员周悠，练习了近十年体操。
如今，躺在病床上的她说道：“我最想去学考古。”身边的人纷纷感到意外。
“那么多人一起干，挖着挖着就可以歇一歇，不会一直被人盯着对吧？” 她笑着反问。
在周悠所在的省级体操队，休息是一件奢侈的事。队员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教练员权威，即便重伤在身，也往往没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“好饿、好累、好痛……”成为周悠日记里出现最多的词。
2025年11月25日，周悠纵身一跃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不久后，这起坠楼事件在行业掀起波澜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，随着体育系统的“唯成绩论”渐渐扭转，落实到基层，究竟还有哪些困难？
当竞技的残酷难以规避，身处其中的孩子，该如何在病痛与放弃之间，寻找另一种人生的可能？
住院后，周悠写下未来的期待。 受访者供图
未被察觉的恐惧
直到女儿坠楼，晋轩仍未察觉到“异常”。
去年11月25日晚，她接到主教练佟元的电话。对面语气平静，“周悠受伤了，手抬不起来、喘不过气，赶紧带她去医院吧。”
平时两人的通话，佟元只会不停责骂周悠。女儿受伤，晋轩早已习以为常。“有队医，家长插不上手。”
这一次，她和女儿在体操队宿舍外见了面。
封闭训练数周后，周悠坐在凳子上安静地垂着头，把纤细的身体裹在衣服里。她的脸微肿，身上是旧淤青。
“你好像长胖了。”晋轩开起玩笑，女儿为了保证体态轻盈、完成动作，每天都在严格控制体重。
对面始终没有表情，晋轩这才开始觉得奇怪。
她打车将女儿送至医院。医生告知，周悠伤情严重，需要住院。“这不像是普通摔伤。”医生推断。
晋轩找到佟元，要求公开受伤发生时的监控。几天后，佟元给晋轩传来了截图和文字说明。画面中：周悠下课后拿着快递走出体操房、在重器械馆的体重秤上称体重，然后，四仰八叉睡在花坛的地上。
“孩子是从楼上掉下去的！”晋轩意识到。
但究竟为何坠落？
还在失忆状态的周悠说不出来。晋轩带女儿做了心理测试，也没发现缘由。
晋轩想到，周悠曾因为情绪低沉，短暂地写过日记。她从学校拿回日记本，陪周悠一起翻看。
从零星的文字里，周悠回忆起，导火索是那个“超标”的体重数字。
13岁的她身高142厘米，被要求将体重控制在37公斤以内，但她再小心翼翼，也有无法掌控的时刻。
作为“惩罚”，她在去年夏天被要求独自一人住在宿舍，不能用空调，每天只吃几口米饭和两个素菜，过了饭点就挨饿。她曾饿得在日记本上，一口气罗列了25道想吃的菜。
周悠记得，坠楼当晚，训练结束后的同学们都去了食堂。自己觉得丧气，决定去体育馆里避暑，偶然进了称体重的房间，
她忽然想看看，饿了好几天的自己是否轻了。可站上称一看，“又超标了！”
“再超重就要把我退回去……”她的词典里，最糟糕的惩罚莫过于被教练“退回去”，这意味着近10年为体操付出的一切，以最草率的方式结束。
“然后我就这样了……”周悠在病床上低着头回忆，手里不停摆弄着玩偶。接下来的事，她始终没能想起来。
但晋轩渐渐察觉，女儿似乎藏着更深的恐惧。
在日记里，周悠总倾诉自己很热、很饿、脚很痛、很想妈妈。她画了各类表情，大部分是哭脸，除了有回捡到小鸟，后面是个笑脸。
2025年8月3日，她写道：“我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心理障碍或什么病……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想法，但说不出口。”
隔一天，她又写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很烦，不想活了。”
周悠住院后，队员们纷纷问候她的病情。有一回，一位体操队的家长提起，女儿对自己说，“爸爸，周悠她做了我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。”
他心头一怔，突然想到女儿也曾说，“想从楼上跳下去”。他追问，没有得到具体原因。
晋轩决定亲自去学校查看监控。被拒绝后，她选择了报警。
从派出所出来，晋轩又恨又恼，打电话对周悠说：“学校你不用再去了，妈妈已经报警了。”
听到这句话，周悠第一次平静地告诉母亲：“教练会体罚我们，还会用脏话骂我们，骂我脑子有泡。”晋轩忍不住战栗。
2月初，在病床上康复的周悠。 记者摄
周悠此前比赛的照片。 受访者提供
单向的“权力”
晋轩带着周悠去做笔录。
她发现，女儿对佟元有种“条件反射似的恐惧”。在派出所里，听说佟元要来，周悠立马打车，说要“逃跑”。
回到医院，周悠躺在病床上聊起佟元，立刻收起笑容：“现在不想叫他（教练）了。”
晋轩感到懊恼。最早，她本对佟元抱着“感激”。
2022年底，不满11岁的周悠从二线体操队升入佟元、石芮执教的一线队伍，这是她迈向职业体操的第一步。
在国内的竞技体育系统，摆在小运动员面前的往往有两条路：加入商业性质的俱乐部，或在传统的体育院校训练。无论走哪一条，都要通过参加比赛、被教练选才，才能层层上升，从二线、一线直至升入国家队伍。
王游是周悠在二线队伍时的主教练。他记得，周悠的成绩很突出，2022年8月获全国少年体操U系列锦标赛10岁组三项银牌，9月省运会甲组全能与队友包揽冠亚军。
王游也舍不得把周悠交出去，他感到无奈：竞技体育的道路普遍是“单向选择”，运动员几乎没有决定教练的权利。
那时佟元联系晋轩称，周悠是其他一线教练没看上，自己“勉强收下”的。晋轩觉得对方像是“救了孩子”。
不久后，佟元就约晋轩和丈夫吃饭。在饭桌上，佟元提出，“家长要无条件配合教练。”晋轩并未多想。
但很快，她接到女儿的电话，“晚上翻来覆去想事情、失眠，第二天状态不好，被教练骂。”
另一头，周悠也曾对教练寄托信任。
2023年初，周悠在自己的训练规划里写道：希望可以练好、会有很大进步。
她用可擦笔在寝室镜子上写下训练目标，一旦教练斥责，便会琢磨：“到底哪里做得不对？”
但她慢慢发现，很多惩戒与运动的表现无关。
“有次他手机上打牌输了，就把一位队员叫过去，给她吃了几个巴掌。”周悠描述，队员们看出了“生存法则”：“大队员能出去比赛，给他拿荣誉和奖金，就少挨打，年龄小的挨打就多。”年龄大些的队员，还会以管理的名义向教练告状，以此惩罚小队员。
前体操运动员刘萍曾与佟元有过接触。她目睹，对方抓住队员的马尾辫，拎起来摔。
晋轩记得，自己去观察训练时，佟元扯着嗓子怒吼，对女儿高高举起手掌，“这个巴掌有没有落到周悠身上，我没看清。”
在同一个训练场上，王游曾见过佟元暴戾惩戒队员，作为平级的教练，他无权干涉，“通常由领队或者是系主任提醒管教。”
该省体操队的领队程东也表示这并非自己“管辖范畴”：“我主要负责队里比赛和日常后勤保障，具体训练计划以及队员的伤病情况，我们不掌握，也不负责。”
面对记者，佟元并未直接否认“巴掌”的说法。他表示，自己对周悠倾注的心血最多，出于“无奈和同情”。加上周悠擅长高低杠，才重点培养、经常加练。“周悠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苦练，拿小鞭子敲打两下也没问题。”
他口中的“敲打”，是指用脚踢孩子的臀部或小腿。在他看来，“懂体育的都知道这很正常。”
队员想要反抗，也不现实。
“学校很大，但没有什么人跟你玩，就在宿舍待着。”周悠在日记中表示，队员们很少因为被教练打而互相安慰。“习惯了，互相安慰反而更加伤心。”
2025年3月底，周悠给晋轩打电话，说自己练不好被佟元扇了耳光。晋轩想找教练理论，被周悠拦下。她只好给佟元发微信，委婉地说，周悠耳眼不适、牙齿疼，惩罚时不要打脸。佟元矢口否认，只称打了屁股。
晋轩又让丈夫联系佟元说情，不久后收到回复：训练和管教必须听教练，她那套行不通。
很长时间里，周悠反复对晋轩念叨：“妈妈，我怀疑自己不适合了，练不下去了。”晋轩追问原因，她只说“不知道”。晋轩便当女儿意气用事。
周悠此前训练与比赛的照片。 受访者提供
去年，周悠在微信上对母亲诉说疲惫。 受访者供图
沉默的“授意”
入冬，为女儿奔走的晋轩短发凌乱，一件四处钻棉的紫红色旧衣，成了出门唯一的行头。
病床上的周悠对母亲愈发依赖。只要晋轩出门超过一小时，她就会打电话。
“我现在没追求，只想陪着女儿。”晋轩说，三年前，佟元成为周悠主教练后，她便将女儿的管教权全权托付。“孩子在他手里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但她逐渐坦承，自己也曾“授意”暴力的发生。
去年全运会前，晋轩两次按佟元要求，亲自到训练场“教训”女儿。第一次，她在学校里捡了一根小拇指粗的竹竿，把周悠叫到一旁让她跪下——晋轩举起竹竿，朝女儿臀部打去。训练结束后，晋轩抱着女儿痛哭，周悠面无表情。
第二次配合教练“收拾”女儿后，晋轩开始彻夜难眠，陷入长期睡眠障碍，总梦到女儿被教练或自己打的场景。
从那时起，接到佟元的电话，她都会感到恐惧。有时佟元在微信上告知她惩戒了周悠，她发“落泪”的表情包回复，“罚得好，就是要狠狠罚！”
周悠曾平静地对晋轩说：“教练叫你来打我，不打，我就要被罚。”
与此同时，佟元暗示晋轩“要懂人情世故”，晋轩便多次给两位教练送礼品、红包，用自家修车行提供免费修车服务，还给佟元妻子送亲手做的饭菜，可这些做法仅能换来几天的“平和”，不久后仍是气势汹汹的“告状”。直到家中因投资失败、工厂倒闭衰落，送礼的频次和价值才减少。
晋轩开始怀疑，这并非是她一个人的经历。她询问了更多队员的家长。
一位小队员的父亲承认，亲眼见过佟元打自己女儿。尽管如此，他觉得，“适度打骂很正常”。
两年前，队员林想训练时受重伤，在医院里，林想的父亲林富发现，教练石芮一个眼神，就让女儿“钉”在病床上，不敢多说一句。
“孩子过得苦，但我们没有发言权，教练是国家队选拔的。”林富说，自己也曾多次被佟元、石芮告知，“林想不听话，你来队里管教”。
在他理解里，这是让自己“打点”的暗示，会积极地响应。作为补偿，他只能不时给女儿发红包，反复鼓励她，“已经做得很棒了”。
周悠补充，教练石芮曾多次要求家长购买戒尺并送到体操房，“一排戒尺，她随便抄起一根，尺子被打裂、打歪过，上面的字都能印到人腿上。”
1月10日，晋轩收到消息，当地公安已经对周悠坠楼事件正式行政立案，佟元、石芮两位也已接受停职调查。
佟元退还给晋轩陆续送给自己的17600元，并表示，“（我）违反了职业要求，破坏了本该纯粹的关系……也是太想孩子出成绩，过程中太着急了。”
“多数时候，教练只向父母灌输山顶的光鲜，却绝口不提攀爬中的代价。”刘萍说道，“孩子一旦想放弃，父母就觉得是在闹脾气，进而站到教练一边。”
家长的默认，源自对孩子“更进一步”的渴望。
晋轩始终记得佟元描述，“她如果能练出来，进入正式编制，每月最低工资3000元，五险一金齐全，退役还能领至少40万的退役金甚至更高……”
晋轩打开车窗，冽冽的风中，她听得不真切，只觉得“是对孩子前途好的事。”
根据政策规定，运动员转正后纳入事业单位编制管理，享受体育津贴、相应的社会保险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停训后享有职业转换的过渡期，领取退役费或自主择业的补偿。非转正人员不享受这些待遇。
周悠逐渐有了目标。她将11岁以前划分为“小时候”，一心想当世界冠军；12岁加入一线队伍，算是“长大了”，有了更务实的规划——她想一直练下去，拿到职业运动员的正式编制。
在晋轩代周悠保管的工资卡上，数额已经达到12.12万元，这是周悠这几年做运动员的所有津贴。早早开始挣“工资”的周悠，总是嘱托母亲帮自己买保险、黄金。
2月初，晋轩接受记者的采访。 记者摄
病床边，晋轩握着女儿的手。 记者摄
停不下来
无论何种境地，周悠都没想过要放弃体操。晋轩记得，女儿在坠楼第三天刚清醒，就开口询问，“我什么时候回学校训练？”
直到晋轩带她去上海复诊。主治医生看了脚部CT后表示，髋关节半脱位，踝关节也有损伤，并非全都是近期训练导致的。唯一的治疗方案是尽早做髋关节截骨手术。“她不能再练体操了，否则一年内髋关节就会出大问题。”
周悠坐在轮椅上，脸一下子红了。“能不能再让我练几年？等我退役。”她恳求，“至少等到我18岁！”
这是第一次，周悠直面自己的伤痛。
去年春天，周悠练压腿、踢腿时髋关节剧痛，她反复告知教练，得到的回复总是“没事”“再观察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就是这次伤病的由来。
2024年11月，周悠在练习平衡木时，侧空翻表现不佳，脚斜斜地直插地面，脚趾立即肿大。周悠向佟元救助，并未被重视；次日周悠还是觉得疼痛难忍，才被安排到队医那里，确诊第五根跖骨骨折。
一个月后，尽管复查显示骨裂处未愈合，周悠被要求拆除石膏、恢复训练。
夏天，全运会备战前夕，周悠发现走路时也被“卡住”。
不久后，晋轩趁着带女儿外出看牙齿的契机，带她做了脚部CT。
结果周悠存在骨折、骨裂的情形，报告还明确标注有多处陈旧性骨折痕迹。
晋轩向佟元求证，被斥责“搅局”，还被警告：“信不过教练就把孩子带走”。她慌忙道歉。
几天后，佟元约她在咖啡馆见面，坦白自己早已知道周悠骨头开裂，但是竞技体育圈有“丛林法则”：这么做，是为了让孩子更能全力训练，和其他教练组的队员争夺参赛名额。“哪个奥运冠军没带伤拼过？她知道了（伤情），怎么会拼命？”
“我已经尽可能给她提供运动保护了。”佟元向记者解释，周悠训练中多次受伤，是由于她的技术不到位、训练动作变形。
“如何处理运动员伤情，在队内本就有着流程化的诊疗。”王游说，运动员受伤必须立即检查，骨折与骨裂严禁参赛。
尽管如此，“队医往往只能辅助、建议，判断的权利还是在教练、运动员手里。”曾为多支国家体育队提供过医疗服务的刘晔证实道：“停不停训，是多方共同商量、博弈后的结果。”
“停不下来”的心态，早已在队伍中蔓延。
林想在单杠训练中，因体力不支、抓杠无力，手掌磨破出血却仍被要求坚持，最终失手坠落，导致骨裂。
出院后，林想依旧坚持拄拐训练，尽管避开了受伤的脚掌，3个月后，她发现脚又肿了，但训练无法叫停，“否则就会失去对这些项目的手感。”
“停训一周，动作手感尽失。”刘萍提到队内的“共识”：能不手术就不手术，能不固定就不固定，疼到极致就打封闭针坚持。
去年的全运会决赛，负伤参赛的周悠未能通过选拔赛，以替补队员的身份在场下观赛。
“如果当初知道骨折了，还会全力以赴备赛吗？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周悠她毫不犹豫，“会！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……”
“如果她不是因为受伤，肯定能把其他人干下去。”晋轩说道。
复诊的上海医生不理解母女的坚持，开始责备晋轩作为母亲的失职。
僵持之下，晋轩最终替女儿做出选择：做手术，遏制伤情恶化。术后，周悠将无法再做任何剧烈运动。
晋轩提供的周悠门诊病历。 记者摄
始终不愿停下训练的周悠。 受访者供图
另一条路
今年2月后，周悠已经在进行术后的康复治疗。
她散下比赛时必须梳理得油光发亮的头发，朝晋轩撒娇、吐舌头扮鬼。
常年控制体重的周悠胃口很差。护工帮她洗了三个草莓，她勉强吃下一个。
晋轩用一个红色礼品盒保存了女儿外出比赛时的奖杯和获奖证书。“我也希望女儿在正常教育的轨道上。”她陷入回忆。
周悠在三四岁时就展现出过人的体能，唯一能让她安静的是跳水节目。上小班时，她便主动提出想学跳水。
晋轩起初反对，周悠却执着地每天看体育节目到凌晨，晋轩最终妥协了，将女儿送入体育学校的幼儿园。因学校无跳水队，教练建议她先练体操打基础。
周悠很快入迷，五六岁时训练摔肿脸，仍坚持继续。9岁时，周悠入选了省体操队。
小学的周悠有过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当时学区对口学校的校长劝说晋轩，孩子练体操“很苦，很累，还容易受伤”。
晋轩带着周悠去学校报名。但一周后，在周悠的坚持下，她又带着孩子退学、重返体校。
直到现在，佟元依旧认为周悠获得的已是“最好结局”：“全运会也参加了，也顺利转正了。相当于只能考三四十分的孩子，我把她拉到了七八十分。”
对于队伍里年轻体操运动员接连提前退役，佟元早就习以为常：“不适合这项运动了，就得退回去读书。规则是很残酷的。”
如今，一些改变已经出现在竞技体育系统中。
竞技体操国家级健将袁琳，曾经参加过两届全运会。退役之后，她在某体操省队担任教练。
袁琳记得，二十年前，过度与超量训练仍然是队伍中的常态。运动员们的人生与“比赛周期”牢牢绑定：几岁比全运会、几岁比亚运会、几岁冲击奥运会。教练们常常叮嘱，量变才能质变，大家都在担忧错过任何一个周期。
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发布《“十四五”体育发展规划》等文件，明确规定了青少年的训练安全，防范“早期专项化”和“训练成人化”的现象。
袁琳见证着，唯金牌与成绩论的观念得到了部分扭转。在国内的体操运动队伍中，运动员们普遍每周有三个半天、一个周日用来休息。遇到训练的瓶颈，教练会一步步引导他们如何恢复、进步，一味的打骂与体罚，渐渐成了个别现象。
但规划的两难，仍然摆在运动员们面前。
“真正走到顶端的只会是极少数人。”袁琳坦言，一旦体操运动员进入15岁，身体就开始发育成熟，在很多项目上显得吃力。继续向前可能无法成就，一旦退出，就意味着放弃全部的努力。
袁琳指出，退出的保障各个地区和队伍都有所不同。在省队，成绩好的运动员往往留下来成为教练，不愿留下就拿一笔退役费，进入大学就读。但这些政策都是对于已经转正、有比赛成绩的人，那些待转正的运动员们鲜少有保障政策。
她曾问过自己执教的孩子们，“未来想走怎样的路？体操能带来什么，不练体操还想做些什么？”
许多人很茫然，询问她，“有另一条路吗？”
高校学生沈思曾对多位退役的体操运动员做过访谈。一位退役体操运动员说，竞技体育的环境很封闭，真正离开后，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与外界沟通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“他们融入社会，需要有更多前辈、社会组织的帮助和引导。”
“对从事专业竞技体育的孩子，提前设定年龄的止损不失为理性选择。”一位国际女子体操冠军的父亲说，他就曾约定：以小学二年级为界，若届时女儿竞技成绩不突出，便让孩子回归普通校园。
一位曾执教国家队伍的教练员则提议，在运动员服役期间提供更多技能培训，比如运动康复、体育经纪人、产业宣传策划。这样一来，运动员们一旦退出，“还是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发光。”
3月18日，周悠结束了一个阶段的康复训练出院。
晋轩瞥见，女儿总会悄悄地刷体操比赛的短视频。
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周悠在学校的小河边驻足许久，看到河对岸是一排别墅，是她心中“有钱人的生活”。
她小时候总会想，有一天能站在体操竞技的世界级领奖台上，后来觉得自己做不到，但只要坚持，也能凭体育上大学、赚大钱、买别墅……“我长大想要的生活，不就是现在看到的吗？”她在日记里写道。
“就是享受那种腾空的感觉。”周悠微闭着眼睛，沉醉地说。
（文中受访者除晋轩外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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